策略通 1963年，一队民兵在江西正巡山，一声巨响！天上竟掉下一个人

1963年11月1日，江西上空，一架U-2侦察机正在两万米高空悄无声息地飞行。飞行员叶常棣看见了海岸线，他以为任务快结束了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地面上早已有人死死盯着他，手指按在发射按钮上——只等一声令下。

这一等，改变了他后半生所有的轨迹。

冷战暗局：一支不能说名字的部队

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，这正是计划的核心。

冷战最胶着的年代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疯狂侦察对方，间谍卫星技术还不成熟，低空侦察又危险得要命，于是有人想到了一个折中方案——飞到敌人导弹够不着的高度去拍照。

这个"够不着"的高度，大约是两万米。

1958年底，美国中央情报局（CIA）和台湾军情单位秘密签下协议，代号"快刀计划"。美方出飞机出技术，台湾出飞行员出基地，双方都对外死口否认，连自己人也不准多问。协议的逻辑很冷酷：出了事，谁都不认账；飞行员被打下来，官方口径是"失事"，绝不承认是侦察任务。每一个签下这份合同的飞行员，其实都在用自己的命替两个政府打掩护。

1961年，台湾空军第35侦察中队正式挂牌，表面名称叫"空军气象侦察研究组"，外界只知道一个绰号——黑猫中队。

桃园基地一角，那群穿着厚重加压飞行服的年轻人，每次出任务都像是走向一个无法描述的黑洞。任务内容是绝密，飞去哪里绝密，拍了什么更是绝密。他们不能告诉家人，不能对战友多说一个字，甚至任务结束落地，也不能跟地勤人员闲聊刚才去了哪。整支部队像是一块从官方档案里被剪掉的空白。

叶常棣就是这批人里的一个。

1933年生于广东惠阳，飞行天赋出众，外语能力过硬，这两条加在一起，让他在1960年被选中赴美接受U-2训练。U-2是当时世界上飞得最高的侦察机，也是最难驾驶的飞机之一——在七万英尺高空，失速速度和最高速度之间的差距只有5节，稍有偏差就可能解体。驾驶舱里没有任何容错空间，飞行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精准，精准到接近机械。

叶常棣在美国训练完，回来成了第二批黑猫中队成员。1963年，他已经完成了两次深入大陆的侦照任务，全身而退。两进两出，毫发无损，这种成绩让他在队里颇受器重。

他以为第三次，也会一样顺利。

命悬一线：地面上那双眼睛

叶常棣不知道，大陆方面已经盯了他的这一批人很久了。

1962年9月9日，黑猫中队飞行员陈怀生驾驶U-2飞进南昌上空，被解放军地空导弹第543部队第二营用三枚萨姆二型导弹打了下来。这是大陆第一次击落U-2，整个台湾和CIA都震了一下。陈怀生落地后伤重不治，成了黑猫中队第一个死在大陆的人。

震完之后，台湾方面没有停飞，而是选择升级设备——在U-2上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。一旦探测到地面制导雷达信号，飞行员就能提前20秒得到警报，赶紧转弯规避。靠着这套系统，1963年上半年黑猫飞行员三次钻入甘肃、兰州、西安上空，全都安全返回。系统好使，信心回来了。

但大陆方面随即摸清了这个漏洞：预警系统从截获信号到飞行员反应，需要20秒。那就不给你20秒。

解放军随即制定了新打法，叫"近快战法"——导弹营快速机动到目标航线附近，把开启雷达到发射导弹之间的时间压缩到极限，让对方预警系统来不及反应。这不只是战术调整，背后是大量的计算和演练，是一支部队用笨方法死磕出来的反制手段。四个导弹营从西安和北京急速机动，秘密布防在浙江、江西交界一带——那正好是叶常棣返航必经的路上。

这是一张悄悄张开的网，而叶常棣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。

1963年11月1日，叶常棣从甘肃完成侦照任务，掉头往东，准备走原路飞回台湾花莲机场。飞过湖北，飞过九江，眼看着进入江西上饶上空——再横穿福建，就能落地了。

任务快结束的感觉，是一种会让人松劲的感觉。他此刻的心理状态，大概是一个跑完马拉松、眼看终点的人：快了，就差这一段了。

地面上的解放军地空导弹第二营营长岳振华，把眼睛死死钉在雷达屏幕那个闪烁的光点上，90公里、80公里、60公里……等到距离压缩到足够近，他下了命令。

三枚萨姆导弹依次腾空。

叶常棣的预警系统来得及响，但来不及救他。他躲开了第一枚，第二枚从尾部撞了上来。两万米高空，一声巨响，飞机炸成火球，叶常棣被气浪弹出座舱，在彻骨的寒风里失去意识，直坠而下。

失去知觉三分钟后，他醒了。

强烈的气流和寒冷把他拍清醒——脚底下的房子和树木清晰可见，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他打开了降落伞。降落伞和空气摩擦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告诉他一件更糟的事——伞破了。

"哐"的一声，他带着一张破伞撞进了一棵大树的树冠里，挂住了，停了下来。

就是这声响，把附近巡山的一队民兵引了过来。

衣冠冢与十九年：一个"死人"的活法

台湾方面很快给出了结论：叶常棣阵亡。

没有调查，没有核实，甚至没有等待。他的家人收到通知，部队为他立了衣冠冢，军方代表登门慰问，报纸登出讣告式的公告。一切都处理得很妥当，干净利落，只有一件事是假的——这个人没有死。

他被解放军俘获，送医救治，腿伤痊愈，随后进入一种奇特的生存状态：既不是囚犯，又不是自由人，被安置在武汉，接受管控，低调度日。

从1963年被俘，到1969年正式获释安置，叶常棣在严格看管下度过了整整六年。那六年恰好横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年代——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，批斗、抄家、大字报铺天盖地，而他反而因为特殊身份，在某种程度上被军队内部相对隔离保护着。他是敌方飞行员，这个身份既是他的枷锁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块护身符。

1969年11月，他和同样被俘的黑猫队员张立义一起获释，安置在武汉，先务农，再做工。文革结束后，局势慢慢松动，他凭着出色的英语能力，进入华中工学院担任副教授，主要工作是翻译英文学术著作。

一个当年架着侦察机在高空拍照的飞行员，如今坐在书桌前逐字逐句地翻译别人的研究成果——这种落差，他大概不会对人提起，但一定想过不止一次。

翻译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连大科学家钱伟长看了他的译稿都拍桌叫好，直接打报告把人要走。叶常棣此后成了钱伟长的重要助手，帮他翻译了大量学术著作。以一个"战俘"的身份，在完全陌生的领域做出这样的成绩，这件事本身就透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执拗劲儿。

但他始终没有忘记，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

日子一久，思乡的感觉压过了一切。妻子、孩子、台湾——那些被一场导弹炸断联系的人和地方，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变成了模糊的轮廓，却从未真正消失。他提出申请，要求回台探亲。1982年，大陆方面批准了——但台湾方面没有。

香港困局与迟来的归途

1982年11月10日，叶常棣和张立义踏上香港的土地，准备等待台湾方面的入境许可。他们等了将近半年。

台湾当局的态度始终没有松动。内部的逻辑大概是：承认他们活着，等于承认之前宣布阵亡是谎言，而且这两个人在大陆活了将近二十年，放进来，政治上太麻烦，解释起来更麻烦。于是"衣冠冢"继续立着，入境申请继续压着，两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困在香港，进退两难。一边是拒绝他们回去的"自己的国家"，一边是刚刚批准他们离开的"对岸"，中间只剩一座借来的城市。

消息传出去，黑猫中队的老战友们炸锅了。他们联名写信，上书抗议，要求当局给叶常棣和张立义一个说法——这些人用命飞出去执行任务，被俘了，熬了近二十年，活下来了，现在想回家，连门都进不了？这件事让很多人感到愤怒，不只是战友，还有普通民众。